胡亚军：《论语》中的诚信观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截止到1997年10月31日，中国共有上网计算机29.9万台，上网用户数62万，在我们今天看来相对于13亿人口而言所占比例甚小，但可以清楚地看到，较之传统媒介中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单向性、有限性，互联网为公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话语平台，也为言论的行使释放出比传统媒介更为广阔、深入、民主的空间。

陈端洪教授认为这一结构可以表述为双重代表制，但未加以具体展开。其二，对宪法争议之关键决定权属于立法者——而非司法者——之本质任务[32]。

凯尔森作为欧洲宪政之父，尽管反对施米特关于总统作为宪法守护者的具体结论，但对于中立性权力学说本身以及违宪审查权的立法权属性却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认同。中国宪法的序言无疑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很不具有现代性的、融合了中国古典政治的天命观与西方政治神学的真理代表观的政治合法性论证系统，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序言中对中国宪法主权结构的复合性界定，即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高院的大量批复中可能还没有哪一个批复像该批复一样牵动着诸多法学家的敏感神经。为强化宪法司法化命题的正当性，黄法官在引出马伯里案之前作了两项工作：一是通过对1955、1986两次批复的技术性解释以及对最高院关于司法解释作为正式法律渊源的政策规定的解读，表明在最高院的司法政策框架中并不反对宪法司法化。另一方面它的很大部分内容在我国的司法实践当中被长期‘虚置，没有产生实际的法律效力。

（7） 审查重点在初期集中于分权监督与政体平衡，后逐渐转向权利保护。关于作为司法宪政主义选择理由之深层预设的观念基础，翟小波博士曾通过思想史的考察进行了总结，认为包含两个基本的观念前提：（1）宪法是高级法和根本法，具体分解为六个方面，即源远流长的自然法和高级法学说、法律职业反映神秘实践理智的法律知识论、一切权力尤其是立法权皆为有限的权力观、依靠一纸文件建立一个国家的理智主义、共通正义和理智的高级法本体论以及社会契约论、自然权利论和人民主权论等国家和法权哲学。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关于大陆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其中肯定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的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先生的省宪主张，与当时流行的联省自治派所主张的省宪是完全不同的。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宪法草案决议，在地方制度中规定：省得制定省宪（后改为省得制定省自治法），但不碍与国宪抵触。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有高度的自治权，拥有立法权和司法权，党、政、军等系统都由自己管理。

而孙中山先生的省宪主张，则是在坚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作为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实行地方自治的一项原则。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主席在春节茶话会上，进一步重申了这一立场。

省宪的目的，在于通过地方自治，实行民主政治，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也就是说，在保证国家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这一根本问题上，是不得与国宪相抵触的。其三，肯定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有制定省宪的权力，还有利于保证台湾现行制度的稳定，并为实现统一后，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同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及民间交往不变提供宪法与法律上的保障。但是，这一规定遭到了国民党的无理反对。

[2]因此，实行省宪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和实现统一。而作为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拥有自己制定的省宪（或特别行政区宪法，下同）和法律制度，不仅符合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同时也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具体实施和保障。殷啸虎，男，1959年出生，华东政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从学理解释来看，这是一条授权性条款，它指明全国人大有权在国土上的一个特定地区，以立法方式，制定该地区实行的制度。

这些理论和实践经验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历史借鉴。为此，中共代表周恩来在3月1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孙中山先生主张实行省自治，并得制定宪法，可见政协的修正原则是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原则完全相符合的。

首先，从宪法体系上说，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台湾现行宪法（或将来制定的特别行政区宪法）之间的关系，是国宪与省宪的关系，这将有利于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为承认和保证台湾现行制度基本不变提供宪法上的依据。但海峡两岸事实上却又存在着两部宪法和两套法律制度，并且都在各自的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发挥着作用，这是一个无法回避和否认的现实。

大会闭幕后，又遵照《宪法原则》，着手起草了《陕甘宁边区省宪》。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使得对这一问题的法理上与学理上的探讨，至今几乎仍然是一个空白。有制定省宪的权力，是否具有宪法上的依据呢？关于这一问题，首先，从中国宪政史来看，如前所述，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因此，从法律角度而言，肯定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有制定省宪的权力，能将一国两制作为一项具体制度在宪法中确认下来，有利于一国两制方针的贯彻实施，为最终消除海峡两岸在统一问题上的法律障碍提供切实的保障。然而，正如在其他问题上没有完全不可逾越的障碍一样，在坚持一个中国、实行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的且标之下，这个障碍也是可以克服和消除的。但考虑到台湾的具体情况与香港不同，它不仅有自己的一套法律制度，而且还有自己的宪法，这个宪法又是确立台湾现行制度的主要依据。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时过境迁，今天的时代，与过去早已完全不同了。

通过授权形式，全国人大有权制定与现行宪法规定不同制度的法律。和平统一祖国的基本方针，是实行一国两制，即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保持原有的制度。

但是，它作为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之下，协调、解决特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和法律问题的宪法理论，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思考。在这一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可以说是一个典范。

他在4月4日发表的谈话中又指出：省有权在不抵触国宪之下，自订省自治法，中央法律不得变更，这是符合孙中山先生均权主义精神的。其次，从现行宪法来看，我国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会上，中共代表吴玉章提出了制定宪法的几项原则，其中包括中央与地方权限应采取均权主义原则，省为自治单位，省长民选，省得自制宪法。注释:[1]《中国法制史参考资料汇编》第三辑，第270页

三者的重要区别在于： 广义违宪概念不仅将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人同时也将公民视为违宪主体之一。其二，宪法所崇尚的平等、自由的精神以及其所保障的民主、法治程序，为人们在合理有效、相互协商的基础上形成共识提供了条件。

违宪成本与宪法实施状况有着密切的关联，有必要结合宪法实施进行深入考察。至于行政机关的违宪，则主要是一个违法问题。

实际上，由于我国违宪责任追究机制的脆弱，违宪成为一种风险小、回报高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不少违宪事例。这一事实使得违宪主体在作出违宪行为之前，无需考虑违宪成本问题，常常使得宪法的明文规定流于空谈。

改革措施先于宪法而推行的良性违宪［11］一度为一些学人所称许，与此情况息息相关。中义违宪概念则一方面认为公民并非违宪主体，另一方面认为政党、社会团体等非国家机关的组织也可以成为违宪主体。至于对违宪的详细解读，则涉及广义、中义和狭义三个不同层面。［5］( P59)法律、包括宪法的权威并不是建立在制裁的严苛性上，而是建立在其执行的必定性上，或者说，是追究违法行为的可能性上。

［2］上述定义将公民视为承担违宪责任的主体，依照本文的立场，应将公民排除在外。在没有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加以支持的条件下，即便违宪审查制度得以建立，也未必能产生预期效用。

政党和社会团体在行使公权力时，也可成为违宪主体。其二，无法律后果条文。

长此以往，执政党和国家无法在民众中维系应有的权威，其维持社会秩序的力量因之弱化，而社会对党和国家的负面评价也会引发政治失序，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